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前的150年中，与云南回族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相适应，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水平也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这时期的云南伊斯兰教文化在历史上达到空前的鼎盛状态，大量的伊斯兰教著述在云南刊行。好几位云南回回学者在他们的宗教著述中显示了以理性判断的态度来理解中国社会中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与云南回回知识界中出现的伊斯兰教文化适应于华夏文化的潮流相平行，在普通回回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早就出现了伊斯兰教和中国宗教之间互补和吸纳的联系。后者为前者奠定了基础，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指定了正确方向。在回回社团生活中提倡和实践伊斯兰教的同时，回回宗教学者也竭诚致力于以理性的倾向客观地评价与他们和平共处的其他宗教。

关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自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就不断有学者撰文论述过。（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Tsui Shu-chin（崔书琴）：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自20世纪80年代起，张静如与其他学者开始研究党史学的理论。1987年4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讨论“党史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以及如何加深拓宽党史研究的领域”等问题的小型座谈会，会上张静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张静如在这次会议上的学术发言，后来整理为《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参见《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1988年10月召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影响的学术讨论会（注：《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1页。），对促进此课题的研究也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开拓创新，对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笔者阅读了他的一些著作，拟将其近几年来在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性努力，分段作一简要评述。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最终是否完成这个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其前期的民众观，看他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同志曾说，看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1]。本文就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民众观，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两段来分析。

陈友仁（尤金·陈），英文名Eugene C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陈友仁政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特别是那些抨击北洋政府、褒扬南方政权的时事评论，使他在这时就与孙中山开始了神交。1917年底，英文《京报》因揭露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后，陈友仁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他一直伴随孙中山左右，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

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仅在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颇多建树，其法律思想特别是宪政思想也十分突出。本文所探讨的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宪政思想、这种思想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及其历史作用。

目前，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文章，大多侧重其政治军事活动，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一、引言: 是非荣辱集于一身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就世界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是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按雅斯贝斯“历史轴心期”的理论讲，他大约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承担了人类的一项特殊使命——“认识你自己”。而人类发展史则告诉我们，这一使命不可能过早的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但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却为人类由“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不过，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一共同的使命时，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特殊使命的？他们是否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完整地勾画出他们曾经走过的一条历史轨迹。

本世纪许多史学名家，从个体看，他们有的注重宏观阐发，以纵揽大局取胜；有的则专擅实证，以具体而微见长。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宽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过编纂形式或个性风格，综合其整体精神，围绕的是同一主题，即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压力，重新认识中国。压力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使史学呈现出前此从未有过的蜕变，走过了为新史学艰辛创业的百年（注：本文为《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的续篇。有关世纪史学的主题及围绕主题展开的思想路向，请参见上篇。文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拜读了容若先生的大作：《也谈孙中山之五大罪——评袁伟时关于护法的‘翻案’文章》（《明报月刊》2001年十月号；以下凡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出处）后，感触良多。此文不仅涉及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表明一种曾经为祸多年的文化现象尚未消失。

【内容提要】论文系统考察了冯友兰“释古”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与王国维“证古”的关系，认为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问题，不能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主要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基本不同，王国维是在基本肯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历史旧说”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冯友兰“释古”的基本倾向还是疑古。因此，不能高估冯友兰“释古”说的意义。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曾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说来，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是在东部的故齐境内。东汉以后，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到来。 （一） 在讨论西汉政治文化中心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扼要介绍一下西汉时期区域划分的情况。在这方面，扬雄的《方言》及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此外，扬雄编撰此书时，除去查阅典籍外，更多地是向来京城的孝廉、卫卒了解各自地区的方言。孝廉、卫卒不可能通晓久已失传的古代方言。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当时正在使用的方言。当时使用的方言表现出战国的区域特征，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从战国到西汉方言基本没有变化。第二，《方言》中也记载了一些普通语，这些普通语按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以秦晋语为主的"。〖1〗上述结论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汉去战国不远，旧有的历史传统依然顽强存在，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对楚地、齐地、河北赵魏等地的风俗描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似乎还未迈出战国的历史之门。可以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还远未结束。另一方面，秦汉统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初露端倪。秦晋方言多为普通语，这与该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内容提要：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影响了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因此美国史学界长期
重视探讨使用原子弹的原因，形成了三派：正统主义派、现实主义派、修正主义派。本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