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上] 
发布时间： 2003-10-15  作者：任剑涛 

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下] 
发布时间： 2003-2-9  作者：任剑涛 

全球化时代的「选民」和「弃民」 
发布时间： 2003-2-27  作者：张庆熊 

事业从五伦作起 
发布时间： 2003-12-15  作者：张祥平 

技术·网络·人 
发布时间： 2003-7-6  作者：段伟文 

网络伦理学初探 
发布时间： 2003-10-7  作者：史云峰 侯兴宇 

论自私（下） 
发布时间： 2003-8-12  作者：鹿 居 邦 

论自私（上） 
发布时间： 2003-12-2  作者：鹿 居 邦 

摘要 本文依据马克思•韦伯关于合法性的三种理想类型的划分,从两个方面解释了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从政治建构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在伦理与道德之间确立其合法性根据的“德化的统治”的政治形态,主要表现为传统型统治;从政治运行状态看,中国传统政治则表现为将伦理榜样与政治权威合而为一的魅力型统治。循此,进一步论述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类型的正当性和缺失,以及其与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区别,指出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伦理道德建构转变为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建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于这一过程则是不可忽视的。

摘  要：机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环境”，是人与信息的生态。由于人们的误用和滥用，导致所谓的“网络生态危机”。网络生态危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且具有全球性、虚拟性和瞬时性等特点。其爆发与网络技术不完善、法制建设滞后有关,与网络文化的负面效应有关。因此必须确立一种网络生态伦理,其基本原则,诸如无害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允许原则和可持续原则应当得到遵守。    关键词：网络生态危机 网络生态伦理 互联网 网络伦理    一 “网络生态危机”的表现与特点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对、、文化的日益广泛、深刻，尼葛洛庞帝的名言棗“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已成为当今的最强音。网络技术使计算机从孤独、封闭中解放出来，形成民主开放、自由共享的网际网络，成为人们籍以相互交流、共同旅行的生存空间棗网络空间（cyberspace）。网络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方式、娱乐方式和思维方式。一句话，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网络已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或“第二生存环境”。 网络空间环境的好坏，无疑关系到人们生存质量的高低。难怪尼葛洛庞帝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塑造一个安全的数字化环境”。[1]     网络经济、商务、网上购物、拍卖、竞价、聊天、email、网络电话、网上直播……，“网络热”在全球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一项技术倾注如此大的热情、寄予如此大的希望。然而，在这股热潮的背后，开始出现一股浊流污染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其程度甚至可称为“网络环境危机”或“网络生态危机”。它影响人们参与电子商务，发展网络经济的信心，妨碍全球网络化进程，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网络生态危机”是指由于人们对网络的滥用、误用，污染网络环境，使网络生态失调，危及网络安全，严重影响网络的运行。这主要表现在网络信息污染、网络安全危机、“网络私人空间”危机、信息膨胀与信息短缺、文化多样性危机等方面。     1．网络信息污染。垃圾邮件、网络色情、网络谣言、网络虚假信息等严重污染网络环境，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公害。据最近的一项名为“网络10大罪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第2大罪状为垃圾邮件，第3大罪状是网络谣言，第5大罪状是网络色情。在当今的互联网世界，只要您打开电脑，您就可能遭遇铺天盖地的垃圾邮件的轰炸，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的骚扰，以及网络色情的诱惑。这不仅有碍网络环境的纯洁，对人们的生活和青少年的成长构成威胁，而且这些有害、虚假信息占用大量宝贵的网络资源，大大降低了网络运行的效率，也使市场经济的“帝王法则”棗诚实信用原则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2．网络安全危机。由于网络病毒、骇客及骇客行为、网络犯罪等侵袭，对网络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危及网络环境的安宁。    网络病毒。自从1987年10月发现第一例计算机病毒以来，计算机病毒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计算机本身的发展速度。到1997年全世界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数高达15000种之巨。计算机病毒一旦与网络联姻（即网络病毒），其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危害就更大。1988年的“电子珍珠港事件”棗莫里斯蠕虫案、CIH病毒以及刚刚出现的“爱虫”病毒对互联网的侵袭，使人们达到了谈毒色变的程度。网络病毒犹如比特原子弹悬在网络空中对网络环境构成巨大的威胁，成为人类第二生存空间的“核威胁”。     骇客及骇客行为。骇客是由早期黑客演变而来，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破坏性最强、最黑的黑客。黑客也许是人类社会最让人难以捉摸的一群人，他们有时扮演网络侠客的角色，有时扮演网络流氓、网络罪犯的角色。今天，黑客中的许多人背离了早期黑客的，成为所谓的“骇客”。他们在网络空间乱砍滥伐棗“劈”，在著名网站乱涂乱画棗“黑”，已经发展到故意进行数字破坏的程度，成为网络环境中的“偷猎者”。    网络犯罪。网络犯罪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是最严重的破坏网络环境的行为。网络犯罪主要包括网络盗窃、网络诈骗、数字破坏、网络教唆等形式。网络犯罪率正呈逐年上升趋势，应引起高度重视。    3．“网络私人空间”危机。奔腾III芯片中的远程识别序列号和Windows 98 系统的“后门”使隐私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并不是“无人之境”，人们在网络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在网上留下了一串串数字脚印，很容易被跟踪。个人隐私是数字经济中的新型货币，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成为一些商家追逐的目标。网络使人们获得个人隐私变得更为容易，因此互联网成了隐私泄露、隐私侵犯最合适的温床。人们在网络中犹如一丝不挂生活住在透明的暖房中，一览无余，毫无私人空间可言。往日宁静的生活开始被打破，从而危及人们早已习惯的私人空间，成为网络生态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    4．信息膨胀与信息资源短缺。信息是网络之水，网络之源。人们对信息的崇拜造成“信息爆炸”。虚假信息、无用信息、过时信息、垃圾邮件的激增致使信息拥挤，信道阻塞。信息高速公路越修越宽，但依然赶不上信息膨胀的速度。另一方面，在“我快被数据淹死了”的呼声中，又难以觅得真正需要的有用的信息，信息资源短缺成了网络时代的又一大难题。    5．文化多样性的危机。网络本身是全球一体化的，知识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和“强势文化”在这里最容易找到用武之地，从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这不仅引起了发展家的抱怨，也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密切关注。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没有文化多样性，就失去了资源共享的前提；没有资源共享的需求，最终将导致人类“第二生存环境”棗网络的萎缩，危及网络文化生态的平衡。    网络生态危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不仅因为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而且还在于它具有全球性、虚拟性和瞬时性等特点。    1．全球性。建立互联网的初衷就是信息共享，这就要求尽可能多的计算机互连，同时互联网具有无中心、无边界的特点，使得网络是一个世界性的网络，这是一个没有物理边疆的空间。计算机网络使人类“全球一村”的梦想成为现实，在其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全球问题的实质在于，只要一个点出现问题，就会波及全球，而解决这个问题仅靠一个或几个点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全球的努力。例如，解决信息污染问题，仅仅靠一个地区或国家加强监控是无能为力的。因此，网络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靠每个地区或国家的努力，而且需要加强全球的沟通和合作。事实上，国际性的自律组织和协议、规范已经开始在净化网络环境，调协网络生态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2．虚拟性。网络空间是一个数字化的空间，是一个虚拟的环境，在其中出现的网络环境问题也具有虚拟性。它不像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它破坏的是虚拟的环境，属于数字破坏。但这又不同于虚幻性，它是实实在在的破坏。    3．瞬时性。互联网发展速度在人类上是罕见的。以美国为例，广播经过38年才拥有5000万听众，电话用了20年才拥有5000万用户，电视经过13年才拥有5000万观众，而因特网仅用了4年就拥有5000万用户。正如因特网自身发展速度一样，网络环境破坏的速度也非常之快。以网络病毒为例，在国际互联网形成之前，计算机病毒的扩散是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进行，相对来说，速度较慢，范围较窄。但病毒一旦借助网络后，则如虎添翼，在网络中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传播，瞬间即可造成严重后果。黑客只要轻轻一点鼠标，马上就可能传来有网站被黑的报道。最近肆虐世界网络的“爱虫”病毒，短短的几天内就给世界造成了十数亿美元的巨大损失。    二 网络生态危机的原因    网络生态危机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与网络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关，与网络技术不完善、法制建设滞后等因素有关。同时，也与人们在网络化进程中，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兼容、调适和转换等伦理文化方面有关。揭示网络生态危机的伦理文化等因素，无疑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网络生态危机的实质。    导致网络生态危机的伦理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信息崇拜”的负效应、黑客哲学的泛化、网络生存空间观念的淡漠、对网络虚拟性的曲解以及网络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等方面。    1.“信息崇拜”的负效应。 网络生态危机与“信息崇拜”的负效应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一书中全面深入地揭示了信息崇拜的负效应。他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技术恐惧论者，他坚持人道主义，在充分肯定计算机技术的意义的基础上，提醒人们警惕“信息崇拜”的负效应。他指出：“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倍受推崇。”“计算机如同过于缺乏主见的皇帝一样，已被披上了各种华而不实的外衣”。“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有意借助愚忠和盲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信息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却已经开始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为信仰时代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2]信息崇拜容易导致信息自由主义，造成对信息的滥用、误用、破坏，造成网络信息污染，导致信息膨胀、信息高速公路的拥挤和阻塞。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对网络环境的破坏程度越大，人们越认为他对信息的操纵的能力强、技术水平高，“信息崇拜”者使这些行为反而成了英雄壮举。    2．黑客哲学的泛化。黑客是一个很难定位的特殊群体，他们并非铁板一块，有不同的类型，如骇客、侠客、飞客、红客等，但他们都分享共同的黑客伦理或黑客哲学。莱维（Steven Levy）曾了黑客伦理的基本信条：第一，进入计算机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和绝对的：总是服从于手指的命令。第二，一切信息都应该是免费的。第三，怀疑权威，促进分权。第四，应该以作为黑客的高超技术水平来评判黑客，而不是用什么正式组织的或者它们的不恰当的标准来判断。第五，任何一个人都能在计算机上创造和美。第六，计算机能够使生活变得更美好。[3]这些虽然是黑客的哲学，但由于黑客在互联网的发展中，尤其早期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黑客甚至是一些青少年崇拜的对象，因此，黑客哲学在网络空间具有广泛的影响。不管如何刻画黑客哲学，其要旨是崇尚信息自由共享，反对信息垄断，蔑视权威。这些信念的极端化使黑客运用其得意手段棗“劈”（hacking），在网络中“乱砍滥伐”，破坏网络生态平衡。其他受影响者则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由发泄，大量制造信息垃圾，污染网络环境，阻塞网络交通。

对一个人来说，“诚实守信”既是一种道德品质和道德信念，也是每个公民的道德责任，更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对一个和团体来说，它是一种“形象”，一种“品牌，一种信誉，一个使企业兴旺发达的基础。对一个国家和政府来说，“诚实守信”是“国格”的体现，对国内，它是人民拥护政府、支持政府、赞成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对国际，它是显示国家地位和国家尊严的象征，是国家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力量，也是良好“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的标志。 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时提出，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若干的决定》中也指出，“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明确提出在道德建设中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指导思想，这是对我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论断，是针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而得出的一个有针对性的结论。 “诚实守信”是社会健康的重要保障 “以诚实守信为重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要求，是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改善社会风尚、保障经济秩序良性运行的支撑。加强诚信建设，日益成为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所谓“诚实”，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弄虚作假，不隐瞒欺骗，不自欺欺人，表里如一。所谓“守信”，就是要“讲信用”、“守诺言”，也就是要“言而有信”、“诚实不欺”等等。 “诚实守信”是人和人之间正常交往、社会生活能够稳定、经济秩序得以保持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一个人来说，“诚实守信”既是一种道德品质和道德信念，也是每个公民的道德责任，更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对一个企业和团体来说，它是一种“形象”，一种“品牌，一种信誉，一个使企业兴旺发达的基础。对一个国家和政府来说，“诚实守信”是“国格”的体现，对国内，它是人民拥护政府、支持政府、赞成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对国际，它是显示国家地位和国家尊严的象征，是国家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力量，也是良好“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的标志。从经济生活来看，“诚实守信”是经济秩序的基石，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和一种“无形的资产”；从政治道德来看，“诚实守信”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品性”，是“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体现，是一个从政者必须具有的“道德品性”和“政治素质”；从人际关系来看，“诚实守信”是人和人在社会交往中最根本的道德规范，也是一个人最主要的道德品质，人们在交往中，相互信任是相处的基础，其关键就在于“诚实守信”。 在社会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诚实守信”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建设和道德风尚等各个方面，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寄希望于政治上的“诚实守信”；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迫切要求“诚实守信”；人民群众的相互交往，热切地呼唤“诚实守信”；社会的道德失范，亟需“诚实守信”来予以匡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加强诚信建设体现了“法治”和“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相辅相成。 “诚实守信”是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的要求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规范，也是革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随着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诚实守信”也不断赋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内涵。 在先秦，所谓“诚”主要是指“诚实”、“真诚”和“忠诚”，要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一致，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诚于中、形于外”，就是要“勿自欺”、“勿欺人”。所谓“信”，主要是“真实”、“诚实”和“信守诺言”，强调一个人要“言必信”，要“言而有信”等。后来，思想家们往往把“诚”和“信”相互通用。东汉的许慎在他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又说“信，诚也”。由此可见，“诚”和“信”，不论是单独使用或相连使用，在古代，表示的大体是同一个意思。 孔子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信”是一个人立身之本，如果没有诚信，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他把“信”列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四大科目”(言、行、忠、信)和“五大规范”(恭、宽、信、敏、惠)之一，强调要“言而有信”，认为只有“信”，才能得到他人“信任”(“信则人任焉”)。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大车辕端与衡相接处的关键)，小车无皔(小车辕端与衡相接处的关键)，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失去“信”，就像车子没有轮中的关键一样，是一步也不能行走的。孔子在谈到统治者怎样才能得到老百姓信任时说：“民无信不立”，如果一个国家对老百姓不讲诚信，就必然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只有对老百姓讲诚信，才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古人认为，在为人处事中，“谨而信”(谨慎和诚信)、“敬事而信”是最基本的。《春秋谷梁传·僖公22年》中记载：“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孟轲把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基本道德规范，概括为五个原则，“信”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他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先秦以后的思想家们，都把“诚”和“信”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道德要求。宋明道学家们，对“诚”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周敦颐把“诚”提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的高度；朱熹说：“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陆象山则强调“忠信”，认为“忠者何？不欺之谓也；信者何？不妄之谓也”，“人而不忠信，何以异于禽兽者乎？”从上述这些思想家的言论可以看到，在古代传统道德中，“诚信”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进一步加深和丰富了对“诚信”的认识，把“诚信”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高度。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之后，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文中还提出，我国人民要努力工作，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励，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周恩来同志强调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刘少奇同志多次强调“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邓小平同志也着重指出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反对“说空话、说假话、说大话”，要求必须杜绝这种“恶习”。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诚实守信”、“老老实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不但是传统美德的要求，也是革命传统的重要要求。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诚实守信”具有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内容，其现实意义更加重要。 “诚实守信”是当前道德建设的重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建设，是一个包括道德核心(为人民服务)、道德原则(集体主义)和各种道德规范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了道德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三大领域中各种人伦关系的要求。在“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中，更突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10个基本规范。为什么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道德建设时又提出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呢？

[摘 要]：本文从《道德生活论》"幸福"这一范畴概念的阐述入手，探讨幸福的真实内涵，上人们对幸福的三种不同理解，得出幸福的定义，并由此作为切入口，探讨了当代青年培养正确幸福观的条件和现实任务，分析了在培养当代青年正确幸福观的过程中应注意的。

摘要：
我国学术界对保障的伦理道德功能的忽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把社会保障置于道德谱系中进行考察，从文化根源、对象和内容等方面去和强调社会保障的伦理道德功能和意蕴，会有助于提升我们对它的意义的认识层次，不断发掘人们心中的文化道德资源，才会不断构筑人们对它应有的理解层次的道德平台，社会个体也会因此而凸现在生命的存衍中所固有的尊严和本真意义，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的进行。

思考伦，必须有一个切入的视角，或者说一个研究纬度。近几年来，不少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角度，包括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来研究；还有从经济与伦理相整合的生态文化学方面来探索。这些成果推动了我国经济伦理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建立与生长。本文拟从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出发，就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如果要对道德功能进行社会学分析，起码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德有何用”的问题；二是“德为谁用”的问题，伦理学研究对前者比较重视，对后者却有所忽视。伦理学家总是把道德原则作为“普渡众生”的法宝，或把其普适性说得神乎其神。其实，任何道德原则或规范当其作为一种理论预设时总是对人人都有用的，但当其作为一种现实操作时对有些人是无用的。笔者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在公交车上看到几个年轻人把一老太太挤得东倒西歪，我就说了一句：“年轻人，请守一点公德”，没想到他们横着眼盯着我，骂我一句：“有毛病！”后来我仔细想，可能我真的有毛病，我怎么能对哪些人讲道德呢？他们根本就不想有德。看来，道德只对有德或想守德的人有用，对无德之人，道德总是没用的，这就是道德无效现象。 道德无效是指道德作为一种任何的毫无例外都应当服从的规范性要求因人为的阻隔而失去其应有的影响力而成为虚设。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由必要性论证进入到了有效操作的层次。我们所倡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正发挥着它特有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现实生活中道德无效现实比较严重，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全面推进，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